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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的昆山读懂中国发展

发布日期:2022-03-26 01:48   来源:未知   阅读: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最耀眼的地方是深圳蛇口。这一年,蛇口与袁庚的声望同时到达了巅峰。

  1984年1月26日上午,来到蛇口,高兴地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也是在这一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纷纷奔向蛇口“取经”。

  就在袁庚成为改革明星、蛇口成为开放圣地的同时,1500公里之外,苏州市最穷的县——昆山县正在偷偷摸摸的自费建设一个名为“工业小区”的开发区。

  如果说蛇口是高层出于多方考虑,亲自圈定的一个特区,并给与各种政策支持和先行先试权限,那么,昆山的“工业小区”则是县一级穷则思变的自发探索。而且正是因为偷瞒上级,毫无政策支持,昆山的改革探索更显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今天公认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秘密,如开发区模式、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高效服务、官员晋升锦标赛等,大多起源于昆山、发扬光大于昆山。昆山之所以长年雄踞百强县之首,靠的正是这些。从昆山出发,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或许能看到不同于深圳的另一番风景。昆山的发展故事,我们从一个关键人物吴克铨说起。

  1984年,昆山迎来新一任县长吴克铨。“我们就是要建像蛇口一样的开发区”,这一年吴克铨专门跑到蛇口考察参观,受到了强烈的内心冲击,暗暗发誓也要在自己的家乡建一个轰轰烈烈的经济开发区。

  按班子的分工,县长是主抓经济的,加上书记蔡长林又是一个开拓型的党务领导,吴克铨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吴克铨等班子成员一起,开始谋划起一个真正让昆山腾飞的宏伟蓝图——在昆山建一个经济开发区,国务院当时批准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建设经济开发区,小小的昆山没有这种待遇,有人戏言吴克铨是白日做梦。吴克铨表面上看起来很文弱,意志却特别坚强。他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自己的观点,也给属下增强了信心。从此,昆山这片土地开始风起云涌……

  “就是这了!”1984年8月,昆山在县城东边的老工业区划出一块3.1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立起了后来彻底改变昆山命运的一个经济开发区,当初叫“工业小区”。这个工业新区成立时既没有举行盛大的仪式,更没有请任何上级领导,因为这是蔡长林、吴克铨等昆山人擅自作出的决定。

  而在当时像昆山这样的县一不允许成立工业新区和开发区一类的东西,二也不会有哪一级领导会批准他们的这种做法。吴克铨等人清楚这种胆大妄为的违规做法最好是别招人惹眼。但建开发区的目的是为了办厂、办工业,对本地工业几乎是零水平的昆山人来说,开发区建起后首要的任务是“招商”——把昆山以外的那些大企业、有钱人招到自己的家门口。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吴克铨请来一位日本客商。当日本人走在开发区泥泞的土路上时,颇为失望。吴克铨觉察到了,许诺三个月把路修好。

  三个月后,当日本人再次来到昆山时,笔直宽阔的水泥路已经修好。他不知道这三个月,一穷二白的昆山县上上下下的干部群众经历了多少艰难。

  “我决定在这里投资100万美元!这是我的中国苏旺你!”面对昆山人的速度和诚意,日本商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而且当场承诺以后还会在昆山更多地投资。

  “苏旺你”是昆山历史上的第一家外资企业,也是苏州和江苏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它的意义对于昆山和苏州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外资企业,1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昆山,简直就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为了这个“苏旺你”项目的审批,吴克铨曾一连跑了七次苏州。

  日商苏旺你老板是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也许是生活带给他太多的辛酸与磨难,其情感特别脆弱和敏感。昆山人与他的谈判也变得异常艰巨。几位副县长先后出场,后来书记蔡长林也跟着出场。谈得不好时,苏旺你老板就哭,谈得好时他也哭,弄得吴克铨他们常常不知如何是好。

  当年苏旺你在昆山开业的现场照片,很简陋,在一个工棚里,有几十个人,多数是建筑工人,吴克铨等几个昆山县的干部去了,苏旺你的老板在现场也发了言。这回他又哭了,他边哭边高兴地说:“昆山人够朋友,没有瞧不起他这样的残疾人。”

  苏旺你是个手套厂,第一期投资后,引发了许多日本商人对昆山的兴趣。后来日本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到昆山落户,与苏旺你的表率作用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

  吴县长竟然把外商都招来了,我们还不能把内商招进来?招商!招商第一!招来商,就是对昆山的最大贡献!招来商,就能被提拔,就能有翻身的日子!一时间,全昆山的“招商热”如飓风般地在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吹开了……

  陆杨镇是80年代初昆山县的第一个“亿元乡”,是昆山最牛的乡镇,是“穷昆山”的富裕之地,宣炳龙因此也成为当时昆山数一数二的人物。

  宣炳龙这样被调到县上搞开发,这一干就是23年,是中国开发区建设中资历最老的一位。宣炳龙因此也有了“宣开发”的美誉。瘦削的老宣,心直口快,却是个典型的实干家。由于他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的特殊敏锐力和丰富经验,甚至连原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都对他极为尊重。宣炳龙被调到县上搞开发后,从此成为吴克铨的得力助手。

  吴克铨和宣炳龙等人筹备开发区初期,条件十分艰苦不说,关键是昆山搞开发区在当时是明显的“违规”行为。因为上面明确指出办开发区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当时国家已经批准14个国家级的开发区,昆山算老几?国家怎么可能批准它搞开发区呢?

  宣炳龙胆子大,说国家不让搞,我们就自己悄悄干。昆山的第一个工业开发区,最初叫“工业小区”。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货款,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宣炳龙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此举的天高地厚!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地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为了招商引资,吴克铨他们在完成对新区与老县城之间的道路拓宽的同时,也着手对那些同样靠自费建起工业小开发区的乡镇进行道路的拓宽、修建工程。这钱就不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上亿元……

  钱从哪里来?吴克铨、宣炳龙一合计,决定当叫花子,向企业“化缘”。政府向企业借钱,在当时实属“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没办法,吴克铨真去了。该说好话的说好话,但“磕完头”你再不给,吴克铨也来硬的。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是“强盗叫花子”。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石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3万、5万,纷纷“出血”。

  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这个时候,像宣炳龙那样的一批招商和搞开发的能人在昆山各乡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呈现你追我赶之势。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即使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南京,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王金华的人生经历颇为传奇,他的故事我们从已故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不满”说起。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风暴后,亚洲若干小国纷纷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新加坡也不例外。期待从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挣钱的新加坡要员们,不仅一时在招商竞技场上连连空手而归,更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一次在德国招商时,碰上了同为苏州一市的苏州高新园区的招商团大唱主角,将一个个大项目收入囊中,新加坡招商团则反而被人冷落在一旁,忍无可忍!

  来自苏州的招商团队一个接一个地频频出现在欧美各地,各种情报汇总到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办公室后,这位东方斗士有些怒了,因为还是那个苏州高新区数次抢占新加坡招商局之先——大项目被一个个挖到了苏州高新区,而非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

  也许是昆山自费开发区出身的王金华本事大,也许是高新区的发展确实太耀眼瞩目,姑苏左右两翼只差一两年共同诞生的两个园区——高新区是苏州人自己土法上马,靠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则像个贵族出身的娇娃儿,一开始就衣着华贵,风风光光,仅地面以下的基础设施投资就达几十亿美元。

  但人是讲究实际和现实的,当外商往苏州的两个不同开发区一瞅后的结论非常清楚:金鸡湖畔的新加坡模式前景虽然不可限量,但基础设施进度似乎太慢,等到这里建设成形,还不知何年何月。太湖边狮子山脚下的高新区虽看上去有些土相,但在这里你只要谈判一成,立马可干,当年见效。

  1997年去世后,李光耀的内心似乎更强烈地怀有一种责任:他希望借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不辜负“邓公”曾对新加坡的高度评价。因而当苏州工业园区一段时间出现招商上的挫折及运营上的亏损时,李光耀不免对苏州高新区的王金华耿耿于怀。

  “这人太厉害了,苏州只要有他在,我们的园区建设就会受影响。”李光耀私下对当时的江苏说。当时,处于维护中新关系的考虑,中央和江苏省委对苏州这两个园区的招商大战进行了“调停”。调停的结果是王金华调任苏州工业园中方负责人。1999年底,李光耀终于和老对手王金华成为一家人。李光耀对王金华说:“以后你是我园区的人了,我这就放心了。”

  由于一场既是意外又在意料之中的中新合作大争执,他这个被新加坡人“恨透”了的对手,竟然如此有趣地成为执掌苏州工业园区的“一把手”。

  王金华在移植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又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投资者广为称道的四大公共服务特色:

  1. 高效服务,“小政府大社会”,凡是能交给中介机构交给社会办的,都要交出去;

  4.规范服务,力争在法律范围内为所有企业和个人创造更有利公平竞争的良好条件。

  现在中国各地的政府行政大楼内,经常会看到一种叫“一站式”服务,这种简捷的政府公务办事方式,在中国最早推行的就是苏州工业园区,后来被各地政府机构广泛推广、学习。

  王金华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复员回乡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按着“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同吴克铨等人一起闯出“昆山之路”,被称为“王大胆”、“开发王”。

  王金华是1985年被派到城北乡任党委书记的。城北在当时是个穷乡,根本没有什么财政。吴克铨明确告诉他:“县上在搞开发区,你要发展,就自己想办法吧。”

  王金华与乡长合计:还得“借鸡下蛋”——这是继吴克铨的“东接上海”、招商引资之后昆山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思路。

  于是包括王金华在内的这六个党委委员东进上海,北上北京,四面八方,全面出击。为此,王金华最初在昆山出名时不是叫“开发王”,而是叫“借钱王”。

  “县上要在你这儿开个现场经济工作会议,你好好准备一下,把你们借鸡下蛋的经验给大家介绍介绍。昆山下一步要大发展,‘借鸡下蛋’与招商引资一样的重要,你给我好好总结总结!”吴克铨对王金华说。

  城北“借鸡下蛋”的现场会,让全昆山的乡镇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同时也学到了王金华的真经。借鸡下蛋、借债办企业,在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当时,王金华通过‘借鸡下蛋’走出了自己快速发展的路子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所想的只是一头老牛耕一方地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谁家要是负了债,就得卖儿卖女,年关一到,更提心吊胆。“借鸡下蛋”创造了昆山走自己发展模式的一条光明大道,同时也给倡导这一模式的王金华本人造就了一条人生的辉煌之路。没多少时间,苏州市在城边要建工业开发区,他又被调去任总指挥。

  在吴克铨的记忆中,那位曾经主导批准开放沿海14个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央领导是1987年11月26日来到昆山的。估计昆山自费办开发区的事多多少少传到了北京,所以这位中央领导到苏州后提出要到昆山看一看。在参观完后,他与吴克铨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者惊诧道:“3.17平方公里面积,你才用1200万?其他地方的开发区基本上每开发一平方公里就是一个亿。”

  中央领导对昆山人自费办开发区的精神深为震动。他转过身,对随行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林说:“你们帮他把债还清了!”随后他用力地握了一下吴克铨的手,眼里流露出几分赞赏。

  “噢,你们是自费开发区。”中央领导自言自语地说,“人家昆山自己搞起来搞成这么个样子,得给人家一条活路嘛!”

  吴克铨非常聪明,他既是一位经济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善于把握政治的官员。中央领导视察过后,他让县上的相关部门与新闻单位记者们放风,很快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来昆山采访他们的自费开发区,这两个记者不负昆山人之期望,1988年7月,《人民日报》头版登出长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一评使得昆山名声大噪。这年冬天,国务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会议在天津召开,昆山作为“十四”之外的特约代表应邀参加,而且由于他们的经验丰富和成绩斐然,让与会代表刮目相看。因为当时昆山自费开发区的经验中有两条令其他开发区震动极大:

  一是全国其他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平方公里为1.2亿元投资,而昆山仅为1200万元,是其他开发区的十分之一。这对当时缺钱办开发区的其他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二是昆山的开发区当时已吸收30多家企业,其中外资企业11家,内资企业19家,几年来累计的工业产值为15.39亿元,出口创汇4079万美元,利税1.2亿元。

  这个数字在全国那么多国家级开发区中名列广州和上海之后,成为“老三”。小昆山的“地下开发区”竟然比国家级开发区强大和高效那么多,让那些老大哥们实感惭愧。

  老练的吴克铨没有陶醉,他深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特性,一个没有得到“上级”认可和正式批准的开发区,即使再有经验,再有效益,也照样可能一夜之间被毁灭掉。

  什么事都没有比把“出生证”办下来更重要的了!吴克铨多次在县政府会议上强调道。而他内心清楚,这事非得自己亲自出面“跑”才可能办好。“跑”需要门路和人脉,吴克铨想到了苏州籍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费老。费老后来亲自来到昆山调研实情,被吴克铨等人的干法深表钦佩。第二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费孝通又联名江苏省人大代表提交了批准昆山开发区的相关提案。 然而事情至此,也并非万事大吉了。吴克铨和昆山人在1990年等了一年,1991年又等了一年。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国务院关于同意昆山经济开发区列入“国”字号级开发区的批示才正式下达。批件是总理签的字,时间为1992年8月22日。

  其实从费孝通写信给到向人大提案再到最后正式批准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昆山人为这“国批”还做了相当多的“私下”公关—— 女县长郑慧珍是具体操办此事的昆山人,她在这过程中到底上过多少次北京连她自己都记不清了,反正像何椿林这样的国务院高级领导也都成了这位昆山女县长的熟人。

  江苏省领导也没有少帮昆山人的忙。国务院召开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会议上,省长陈焕友亲自在总理面前为昆山人“唱赞歌”。 那一年副总理到昆山参加沪宁高速公路剪彩仪式,其间,省长陈焕友陪邹参观昆山开发区,“很好嘛,我对昆山开发区早有所闻,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吴克铨这时因年龄关系,已经从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接替他的是李全林。李全林适时请题词。 副总理一手好字,写下:加快开放步伐,搞好开发区建设。

  陈焕友省长不露痕迹地说:“请副总理写上‘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省长这话一出,在场的昆山人的一颗颗跳动的心都提到了嗓门口。他们知道如果省长的这句话被副总理接受,就意味着昆山开发区的“出生证”成功了一半,反之则希望渺茫。

  早听出陈省长的话中有话,笑笑,便提笔写下“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题”11个字,随后将笔一放,向昆山人一语道破:这一下你们敲钉转脚了吧! “谢谢副总理!” 全场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昆山人个个热泪盈眶……

  已落马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1957年1月生于江苏沙洲县农村。季建业少贫寒,读完高中后回乡务农。季建业的人生轨迹,背后有着其岳父高德正的影子。他于1975年3月参加工作,为沙洲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1976年12月起,在苏州地委宣传部工作。1986年1月起,任苏州日报社副总编。

  1987年,高德正被任命为苏州市委书记,并开创苏州市跳跃式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之际,身在党报的季建业,关注的重心也集中在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上。

  昆山在他的视野里也占据一席之地。1988年7月,季建业与同事合作,采写了《昆山县发展外向型经济纪事》。其时的昆山,通向国际市场的路仍是困难重重。该文记录了昆山县委、县政府筹划昆山走向世界的开创性措施。

  昆山式招商引资路径,随着昆山的崛起,被昆山的干部带到江苏各地。在亲身实践这种发展路径之前,季建业已对此有了认识。1990年10月,季建业与两位同事合作,再次采写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示录》系列报道。在《对外开放与观念更新》一文中,季建业们注意到了昆山对土地的利用。

  1989年4月,经国家批准,昆山实行土地转让权协议,这在全国县一级是一个先例,不少昆山人视之为败家行为。吴克铨解释称,外国人来开发,带来资金、项目、技术,就地雇佣劳动力,又要向昆山缴纳土地税,于国于民都有利,土地出让费可以用于再开发。

  1996年1月,季建业出任昆山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其时,苏州的乡镇企业进入全面转制阶段。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昆山敏锐地发现,台湾地区产业基础较好,受金融危机冲击小,且“南下”投资受挫,于是果断提出“主资”的重大策略。季建业也就在此时,成为“能为台商端洗脚水的人”。

  多年后,季建业有个“飞机跑道”理论流传于世。他说,寻找机会的资本就像低空盘旋的飞机,哪里有适宜的投资环境,哪里有跑道,就会在哪里降落。

  1998年1月,升任昆山市长之后,季建业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昆山城市建设总投资6亿多元,这一年,昆山获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

  强调优化投资软环境,是季建业亮出的重塑昆山新形象的另一策略。1998年,在一次台商座谈会上,台商提出了88条意见,季建业承诺一个月之内全部解决。随后,昆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的28条意见,成立了全国首家县级市投资企业协会、昆山外商投资企业经济纠纷投诉调解中心,实行全天候服务。季建业在昆山的5年,台商大大小小的困难,他几乎有求必应,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印在名片上,让台商随时能够找他沟通。

  2000年,台塑关系企业集团在昆山设厂,总投资20多亿美元,5月时洽妥购地事宜,5个多月即已正式交地,其间除了整地工程,还包括迁移100多户居民。后来,台塑关系企业集团副董事长王永称赞昆山“效率至为惊人”,称赞大陆官员为经济而忙,为厂商服务。

  至2001年,在季建业获重用调任扬州之际,昆山已吸引近千家台资企业落户,投资总额52亿美元,约占大陆利用台资的1/10。

  包括季建业在内的前后六任昆山市委书记,后来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并主政一方。 昆山经济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所形成的“昆山经验”,也在江苏全省大面积推广。118图库118论坛